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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人必然失国:从人才角度看甲午战败

来源:镜子历史网2018-12-11责编:admin人气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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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文栋没有办法依照自己的远见卓识一展抱负。就在中国难得一见的创新型军事理论人才郁郁不得志之时,他们的日本同行,却不仅紧紧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,也帮助日本国抓住了难得的机遇。

姚文栋著《日本地理兵要》姚文栋著《日本地理兵要》

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,面对经过明治维新开始强悍起来的日本的步步紧逼,中国的根本大计当然在于深化内部改革。但在内部改革阻力重重,难以立竿见影的情况下,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不是没有。那就是利用本国海军仍处于优势的时候,对日本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。

可是,庙堂之上的清廷高层,却大多只知道消极防御,从来没有想过积极还击,更不要说主动出击了。

但这并不等于说,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缺乏气魄和智慧,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,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小人物。

大时代 小人物

这个小人物,名叫姚文栋。

1883年,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11年,清廷委派黎昌庶为驻日公使,黎的随员中有一位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。清代通判为地方知府的副手,况且还是“试用”,职位是不高的。但小人物自有大胸怀,他将日本陆军省出版的《兵要日本地理小志》一书译为汉文,希望“印给外海水师各营”。

这部《兵要日本地理小志》,作者为时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局的汉学家、史学家中根淑(1839~1913年)。书中专讲日本山川险要、地理、气候、人情、风俗、政治、历史、物产、户口以及战史、战场等,是近代日本国第一部军事地理志。

该书序言中明确指出,“此书本为陆军军人课本,而今为小学课本”,“今也兵农一途,举海内皆兵。小学生徒能读此书,详山势水脉险夷广狭,则他日或从兵事,攻守进退之划策,有思过半矣。然则此书名为地志,实兵家之要典,而小学生徒不可阙书也。”

由此可见,日本明治时期全民皆兵的国防意识。

姚文栋在翻译全书的同时,还在卷首进行战例分析:元朝进攻日本,专攻其西,日本得以全力防御一方,因而得胜。他引用了日本历史学家赖襄的观点“元幸自一面来耳,若自四面来,扼吾要喉,断吾粮道,杜绝吾兵之策应,其祸岂可胜言”,并点评道“此诚破的之论,兵家与地家所宜共知者也”。

姚文栋不仅照译原文,还从战略的高度对日本地理形势进行评述。在分析对日作战的两条海上攻击通道时,他认为一条是“上海历长崎、神户而达横滨”,“自长崎至神户者必经濑户内海。其间岛屿棋布,节节可伏,且一入下关口峡,彼若以兵绝吾后路,则能入而不能出,皆犯兵家所忌。故用兵时,此道不复可行”;另一条是“自香港至横滨,即彼所谓南洋,一水汪洋驶行无阻,可以直捣浦贺,进逼品川,东京、横滨皆震动矣。此正道也”。

“武斗”未输 先输“文斗”

对日本陆上的战略要点,姚文栋也剖析得十分清晰。

他收集记录了当时日本陆军步、骑、炮、工兵各营驻地及人数,还有各军、师管区、近卫军、常备兵、预备兵、后备兵、国民军的总人数,依中国地方志之体例编成《兵制》一章,收入《日本地理兵要》一书中,并特别针对给中国造成最大潜在威胁的日本海军舰船,逐一记述之。

姚文栋由东京乘车前往横滨途中,遇到“二客论邮便新闻及朝野新闻、近日所刻日本水师策略”,遂将两人论说要点整理,附录于书中供国人参阅。

可惜,姚文栋不是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海军司令,没有办法依照自己的远见卓识一展抱负。当时的海军领导人另有想法。

与姚文栋际遇类似的人物,还有清政府派遣国外的游历官、时任兵部郎中傅云龙。他所著的《游历日本图经》中,有《日本疆域险要》一章,是以用兵的观点对日本作军事地理的分析,可谓字字珠玑,论说精到。

如果在西方或日本,这两个人可能当海军司令,但在晚清中国,他们注定只能默默无闻。即使到了这个时候,清廷大多数当权派,仍坚持认为,大清国国门之所以被攻破,无非是洋人“船坚炮利”而已。

就在中国难得一见的创新型军事理论人才郁郁不得志之时,他们的日本同行,却不仅紧紧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,也帮助日本国抓住了难得的机遇。

早在德川幕府末期,日本民间学者佐藤信渊(1769~1850年)便在《宇内混同秘策》中声言:

万国混同“必自弱而易取始,当今世界万国中,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,无有过于中国之满洲者。何则?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、北陆、奥羽、松前等处,隔一衣带水,遥遥相对,距离不过八百里,其势之易于扰,可知也。故我帝国,何时方能征讨满洲,取得其地,虽未可知,然其地之终必为我有,则无疑也。夫岂得满洲已哉,支那全国之衰微,亦由斯而始,既取得鞑靼,则朝鲜、支那皆次第可图也。”

此后,吉田松阴(1830~1859年)更进一步建议,加紧扩充武备,“舰粗具,炮略足”,就应先开垦北海道,然后征服琉球,继而“北割满洲之地,南收台湾、吕宋诸岛,渐示进取之势”。

日后,明治政府正是按照这个规划,步步为营地走出孤岛,向他们长期觊觎的广袤大陆推进。

国运与命运

1884年,日本利用中法战争之机,在朝鲜策动政变,企图夺取其控制权。当时中日双方海军实力接近,清军还占了地利,可以直接用轮船把直隶地区的部队海运到朝鲜,总算侥幸遏制了日军的图谋。

此次行动失败后,一些日本主战派人士不免慌了神,毕竟中国大、日本小,他们非常害怕拖得越久,中国越强,所以力主抢在中法战争结束前对华开战,以收两线夹攻之效。

但是,即将登上权力巅峰的伊藤博文(他于1885年12月出任日本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),却看出清国改革力度有限,并警告说,此时日本尚未做好开战准备,如贸然出兵,只是平白帮法国的忙。

伊藤博文甚至辛辣地说:“中国以诗文取文,以弓马取武,所取非所用,稍微变更,则言官肆口参之。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,俱似整顿,以我看来,皆是空言。现当法事甫定之后,似乎奋发有为,一二年后,则又因循苟安。诚如西洋人所说,中国又睡觉矣。”

他坚持,倘此时日本发动侵华战事,反而“是催其速强”,而“若平静一二年,言官必以更变为言,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。即中国执权大臣,腹中经济,只有前数千年之书,据为治国要典。此时只宜与之和好,我国速节冗费,多建铁路,赶添海军。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,三五年后,我国官商皆可充裕,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。……惟现时则不可妄动”。

总之,伊藤博文主张暂时忍耐,加大内部改革力度,并明确提出了“速节冗费,多建铁路,赶添海军”的施政要领。这个结论得到了日本决策层的认可,随后的历史发展,宛如是在给伊藤的宏论作一个精确的注脚。

再看看同一时代在英国学习的中日两国的留学生后来的命运,局势就更清楚了:

伊藤博文先后担任四届内阁总理大臣,号称“明治宪法之父”,而同样才华横溢的严复,却只能做一个学者,而且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学者。

东乡平八郎成为日本一代海上名将,刘步蟾等却只能当一个中级军官,在一场指挥混乱的海战中,悲剧性地以身殉国。